王素莉

 

    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开始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但是明确提出“民族形式”和“中国化”的概念却是在延安时期。

    “中国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三十年代的哲学通俗化和大众化运动中，但主要是指“语言要中国化”，以“使听者明白”。1938年4月，艾思奇在《哲学的现状和任务》一文中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他指出：“过去的哲学只做了一个通俗化的运动”，“现在需要来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艾思奇文集》(1)，第387页。）。1938年7月23日，陈伯达在他的《我们的文化运动的民族特征》一文中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说明。同月，胡绳在《辩证唯物论入门》小册子的前记中对“中国化”进行了阐述。胡绳认为，辩证唯物论的“中国化”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用现实的中国的具体事实来阐明理论”；二是“在理论的叙述中随时述及中国哲学史的遗产以及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思想斗争”。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科学说明的是毛泽东。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从三个方面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了阐述。

    第一，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毛泽东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不应当把他们的理论当作教条看待，而应当看作行动的指南。不应当只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词句，而应当把它当成革命的科学来学习。不但应当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他们研究广泛的真实生活和革命经验所得出的关于一般规律的结论，而且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

    第二，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实践相结合，使之在中国具体化。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

    第三，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以上三个方面的内容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形式等所作的经典性论述，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思想。

    张闻天在向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所作的《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党的组织问题》的报告中也表述了与毛泽东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方法是国际性的，但我们是在中国做组织工作，一定要严格估计到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民族习惯、道德的特点，正确认识这些特点，再来认识我们的斗争形式、组织形式、工作方法”。“要使组织工作中国化”，“要在民族环境中”来实现马克思主义，“将外国党的决定搬到中国来用，是一定要碰钉子的”（《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5～226页。）。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号召全党：“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8册，第176页。）。从而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成为每一位中国共产党人必须重视并认真加以研究和解决的历史任务。

（文中引文除注明出处外，均选自《毛泽东选集》）

                     （《学习时报》第34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