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方法论思考之一

              侯且岸

时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经成为学术理论界关注的焦点，对这一课题的研究也越发引起研究者的重视，颇有形成“显学”之势。但也必须正视：在热闹的研究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其中尤以给研究具体定位最显。笔者在研究和教学中特别感到：对研究者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是一个内容丰富、内涵深刻、具有理论形态的思想文化命题。我们需要用理性的态度来思考、研究这一命题。因此，这里我结合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实际，从理论取向的角度入手，谈谈对几个与方法论有关的问题的初步思考。

    我们知道，对任何一个民族来说，任何一种外来的文化，在实现文化交融的历史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本土化问题。虽然今天的世界已处在全球化时代，但外来文化的本土化及其由此引起的矛盾和冲突仍旧是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

在我看来，强调外来文化的本土化，首先必须树立起理性的文化观：承认文化的多样性，容忍文化的差异性，发掘文化基因的共同性，进而深刻认知本土文化自身的基本特点。在此基础上，对外来文化采取“迎受”（李大钊语，相对于接受而言，更凸显其主动性）的态势，以实行文化的调和。无须讳言，在现实生活中，在文化认知上要走出的思想误区是多重性的，但优先要调整的则是文化心态（即如孙中山所强调的，要进行“心理建设”）。要摆脱传统的既定思维范式，认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实内涵，当然也就要涉及到这个问题。而在这里，摆脱对文化的所谓“阶级分析”，识透文化的“新与旧”之关系，又显得格外关键。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李大钊在讨论“新旧思潮之激战”，解析理性文化观的构建时曾经说过，我们对文化应有的态度是：新旧矛盾是无法消解的客观现实，绝不能以自我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对问题做出判断。对新的思想要坚持，对旧的思想必须宽容。因此，有一种理性是不可或缺的：我们“一面要有容人并存的雅量，一面要有自信独守的坚操”。

    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西方文化的产物，在它们被传入中国之后，最初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理性认知，对这些外来的主义应该保有科学的态度。还是李大钊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特别强调：民主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同源，两者不容割裂。而对待马克思主义，一方面他说，“拼上半生的工夫来研究马克思，也不过仅能就他已刊的著书中，把他反复陈述的主张得个要领，究不能算是完全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方面他也坦言，马氏理论也确有其不可避免的“偏弊之处”，需要结合新的历史条件予以修正。同时，李大钊坦言：正是特定的历史环境，“才造成了马氏的唯物史观。有了这种经济现象，才反映以成马氏的学说主义。而马氏自己却忘了此点。平心而论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在马氏时代，实在是一个最大的发见。我现在固然不可拿这一个时代一种环境造成的学说，去解释一切历史，或者就那样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也却不可抹煞他那时代的价值”（同上，第68―69页）。

    有鉴于苏联式“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教训，陈独秀也曾经明确指出：如果认为资产阶级民主制已至其社会动力已经耗竭之时，不必为民主斗争，即等于说无产阶级政权不需要民主，这一观点将误尽天下后世”（《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504页―505页，下同）。我们不能“轻率地把民主制和资产阶级统治一同推翻”。其中的道理很简单，“近代民主制的内容，比希腊、罗马要丰富得多，实施的范围也广大得多，因为近代是资产阶级当权时代，我们便称之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其实此制不尽为资产阶级所欢迎，而是几千万民众流血斗争了五六百年才实现的”。他还告诫世人：一定要为建设真正意义的民主而不懈斗争，决不能把“无产阶级民主”、“大众民主”当成“无实际内容的空洞名词，一种抵制资产阶级民主的门面语”。应当承认，陈独秀的上述观点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所揭示的深刻内涵对于我们历史主义地认识西方民主，并且充满自信地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

    进而从思维逻辑上看，我们需要进一步考虑的则是：主义如何与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发生关系？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问题与主义”之辨，就比较典型地反映了这个问题，它说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认识的形成有其复杂的历史背景，问题和主义不可脱节，事实和理论不容割裂。马克思主义者与非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对话。（《学习时报》第3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