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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
       

           安徽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中心
    胡锦涛同志指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马克思主义具有蓬勃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正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相结合,为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而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表现在时间和空间两个方面。在时间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坚持与时俱进,即实现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是解决不同历史时期中国面临的中心课题。
    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一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革命道路,建立人民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并使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社会成功地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不断创新体制与完善制度,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二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体制变革道路,建构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新体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立足我国实际,规划了从农村到城市、从沿海到内地、从体制外到体制内的渐进式改革路线,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社会稳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实现国家强盛与人民富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解决的第三个重大问题。如何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发展的实际相结合,找到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需要回答的主题。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综合国力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任务。这表明,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更加明确地由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这是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在新世纪新阶段的必然要求和集中体现。
    社会实践是不断发展的,人们对客观规律的认识不可能一次完成,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时代条件发生了变化,客观实际发生了变化,我们的思想认识就必须随之前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正是通过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解决中国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重大问题,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空间上要求从中国国情出发,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因地制宜地解决实际问题。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证明,照搬照抄马克思主义的书本,表面上是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了,但实际上并未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真正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运用马克思主义,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而不能用理论剪裁实际,不能要求实际去适应理论。这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与不同历史时期的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发挥指导作用。
    在如何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问题上,毛泽东同志既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指导作用,更把中国实际确定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要求按照中国的特点应用马克思主义,真正揭示和实践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内涵。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解析中国的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思想,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论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实践中社会主义的现实起点与马克思、恩格斯在理论上预见的逻辑起点存在巨大差别:它不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发展到极端的产物,尚不具备资本主义发展造就的工业化、市场化、现代化的物质基础。邓小平同志全面把握中国已进入社会主义与生产力还不发达的实际,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定位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范例。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党所处的环境、所肩负的历史任务及党的自身状况都发生了新的重大变化。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考察了世纪之交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科技信息化的新形势,依据党所处的历史方位,科学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经验,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辟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新境界。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从现实国情出发,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任务。这是在新形势下将马克思主义发展观和社会建设理论同中国实际有机结合的成功实践。
    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内容和形式上要求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马克思主义民族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运用中国人民喜闻乐见的民族语言阐述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理论。
    1887年恩格斯在《美国工人运动》一文中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会基本上同欧洲整个战斗的工人阶级现在所采取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非常重要的作用。但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民族化的过程,既是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接纳、吸收的过程,又是中西文化在双向选择中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受中国文化的影响而在中国得到发扬光大。
    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践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毛泽东思想,科学回答了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如何认识新民主主义社会、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等问题。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提出的新问题,又要求中国共产党人作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又适合中国实际的科学解答。邓小平理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总结我们党80多年的经验,借鉴当代人类文明的有益成果,在邓小平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这些都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作出的具有民族性的重大理论创新。党的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要思想,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
    善于从传统文化、现实生活和人民群众中发掘理论语言的内涵,是我们党理论创新的一个重要特点。“实事求是”这个我国古代就有的概念,经过毛泽东同志的重新阐释而具有了新的含义;“解放思想”这一生活中常见的提法,经过邓小平同志的提升而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概念;“与时俱进”的提法,同样也是经过江泽民同志的阐述而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就是使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具有中国的民族特点和民族形式,成为具有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同志说过,不如马克思,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等于马克思,也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超过马克思,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的理论创新,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运用中国化的民族语言阐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跃迁,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的根本标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民族化的本质内涵和崭新境界。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和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践,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基础。我们要坚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土化和民族化,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新局面。

                               (《人民日报》2005年09月09日 执笔:汪青松)